環保團體反對在石鼓洲興建焚化爐，此舉不僅須斥巨資，還嚴重破壞海洋生態，將造成的空氣污染，亦與市民健康息息相關。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垃圾管理是否只有「處理」一途？不是掩埋就是焚燒，眼不見為淨？政府正諮詢公眾，打算未來徵收垃圾費，這等於數年前推行的膠袋收費，市民着緊的，究竟是那一個幾毫，還是子子孫孫的未來？
回收公司 SEO 垃圾處理，市民和政府應怎樣分工？
與其頭痕，不如夾手夾腳從源頭做好減廢，那或許不用被愚昧政策激到出煙。
迷思1﹕真的有五成？
回收公司 SEO 問及數據的真確性，地區之友副環境事務經理區詠芷這樣看﹕「過去十年，回收率的確由約10%變成約50%，但政府在垃圾諮詢文件裏亦承認，回收率高，並非因為市民的分類行為做得好，有做分類的家居或公司，調查說只有百分之二十。」貢獻良多的，反而是執紙皮的婆婆、踩汽水罐的伯伯、慈善團體、清潔工人，拾荒者或回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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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即使有五成回收率，堆填區內仍有很多資源沒有回收，當中包括包裝廢料、塑膠等，未計大量廚餘。政府不同部門一直為市民提供三色桶，香港超過八成屋苑亦有此配備，提創源頭減廢，卻成效不太，是誰的責任？可以怎樣改善？
迷思2﹕三色物品 魂歸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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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民，寧願將垃圾丟進垃圾箱而不是三色桶，沒推動力、嫌麻煩都是原因，但最大藉口，可能源於坊間的傳言﹕根本沒人妥善處理分類物資，撈撈埋埋，反正最後都是送到堆填區，多做一重分類，不是多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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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詠芷解答﹕「我可以說給公眾聽，有這類事情發生，但不能歸咎別人。當中有兩點是可以諒解的。第一，回收商一般不會有額外物料去裝回收物，他們用一般的黑色垃圾膠袋裝走，這或許造成誤會。」第二，是三色桶的清潔和分類情况很差，她續說﹕「這與市民大有關係，我們做過的調查亦發現，公眾以為將廢物丟進回收桶責任便完成了，其實有時好心做壞事。舉例說，一杯雪糕吃了一半，丟到塑膠回收桶內，會引來蛇蟲鼠蟻，亦會污染整個回收桶，導致衛生問題。要快速處理，加上回收物品數量少，回收商的確可能整袋丟掉。」
三色桶廢物不能回收
市民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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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况，是更多市民會將不能回收的廢物隨便丟進三色桶，如鼻涕廁紙，杯麵……對回收商造成極大困擾，加上值錢的物資如廢紙或金屬，一早便被拾荒者取光，三色桶的營運或處理，變得吃力不討好，政府唯有補貼資助予清潔公司或回收商，讓他們繼續營運。區小姐希望市民更有公德心﹕「我們倡議一個名為『乾淨回收』的運動，希望市民盡責任，將可回收物品盡量先清理，而且真的能夠回收的，才放進桶內。」至於回收商究竟有沒有妥善處理回收物品，市民亦有責任監察，可以舉報。
迷思3﹕三色桶三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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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本分，自然有資格批評政府，區小姐曾到不同城市如台灣和韓國首爾觀察彼方出色的垃圾管理政策，她認為我城的三色桶，有三大問題：
1.
與垃圾桶比例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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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友曾就三色桶與垃圾桶比例調查，去信食環署詢問，又落區點算，發現兩者比例極不均等﹕
‧食環署回覆的比例﹕1比11
‧彌敦道的比例﹕1比18‧大埔廣福道的比例﹕1比35
2.
擺放位置不符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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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暗角、馬路中央、球場
看台後方，三色桶數量已經少，出 現的位置更是讓人摸不着頭腦，區小姐與有心回收的人，一樣憤慨﹕「食環署考慮的，是回收車能否到達，但不是該處會否有人經過，這不是以人的思維去放置的，政策大有問題。」
3.
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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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友曾做過調查，發現即使眼前有三色桶，市民亦不期然將可回收的廢物丟進垃圾桶，區小姐分析﹕「回收桶有蓋，但好污糟，會讓市民不想接觸，反而垃圾桶離遠丟都可以。」她再提到南韓的回收桶，「回收桶是圓形的架套着透明膠袋，方便市民使用，反而垃圾桶的設計更迂迴，開口位很小，因要實行垃圾收費，最多讓你丟紙巾，令市民更加善用回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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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桶愈透明，放置的地方愈公開，也使人們有循規蹈矩的壓力，為何香港的三色桶會有即食麵？既然無人知道，丟時無人看到，丟後又無人發現，為什麼不？政府真的要認真從人的心理和行為出發，重新反思。
三色桶管理 部門分工亂
回收公司 SEO 三色桶大有問題，區小姐認為，源頭減廢的阻力來自政府部門的割裂﹕「光是說三色桶的管理，已分多個部門，如路邊的屬於食環署，公園及球場的屬於康文署，郊野公園的屬於漁護署……環保署只做政策推廣，每個署都分區招標。這使行政決策分裂，環保署負責諗，卻無得做。各署卻有不同目標，如食環署的，只管清理垃圾，最緊要乾淨，廢物是否資源，不是他們在意的。」這是政策的大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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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亦認為，源頭減廢的火車頭就是垃圾收費﹕「香港人好現實，沒推動力便不做。南韓有七成的回收率，都是因為有垃圾收費。另一邊廂，也要想辦法令垃圾變得值錢。有人收廢紙金屬，但不值錢的廢膠或玻璃樽怎麼辦？」政策如生產者責任制，可能是好方法。
慳位設計自創三色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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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居住空間窄小，市民總覺不夠空間做垃圾分類，區小姐的家不算大，但一樣可行，她需要的，只是一個米袋、一個鈎、兩個背手袋，以及身體力行。
關注香港回收的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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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 orn是芬蘭駐港記者，在香港待了十多年，家住長洲，大力反對焚化爐的興建，曾兩度向芬蘭人報道香港的垃圾處理問題，他喜歡香港，但認為「這樣現代的城市，垃圾處理卻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很大反差」。雖然他曾到過將軍澳堆填區採訪，覺得廢物處理得極有效率，但覺得香港還有很大進步空間﹕「在長洲，要是家居廢物有1%，我都會覺得驚訝。根本無system，無人做，我自行分類，將鋁罐和膠樽帶給垃圾站的清潔工人，讓他們換錢。」